以人工智能促进就业发展

近年来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，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，全面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。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，并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，要“推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”。2017年7月，国务院印发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》，明确提出“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、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，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”，并要求“近期重点关注对就业的影响”。目前，作为“新基建”七大领域之一，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，不仅推动了产业智能化升级，而且开辟了新的就业空间。 　　总体而言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，重构了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，对就业领域的影响范围广、速度快、冲击大。
 
 　　一是就业结构发生深刻调整。智能机器在从事重复性、规则性、可编程的工作内容方面更加快速、高效、精确，不仅可以替代体力劳动，而且可以替代大部分脑力劳动。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，翻译、导购、司机、会计等大量职业将可能被替代。同时，许多新职业被创造出来，促进了更高质量的就业发展。近两年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三批共38个新职业。这些新职业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、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，如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、数字化管理师。于是，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就业的产业结构、职业结构、知识结构的深度调整，大量劳动力从第一、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，从传统职业转向新兴职业，从重复性、低价值的岗位转向创造性、更高价值的岗位。 　　二是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。新就业形态是指依托互联网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现代信息科技手段，实现不同于传统就业领域、就业技术、就业组织的新就业模式。近些年，高新技术领域涌现出大量高端形态的新职业，如人工智能训练师。这类新职业属于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就业，对专业型、复合型人才需求量大，薪酬较高，成为高质量就业的典型代表。此外，依托互联网平台而兴起的新就业形态不断发展壮大，如网约配送员。这类新就业形态属于劳动密集型就业，呈现出就业容量大、进出门槛低、劳动关系非标准化、创业机会互联网化的特点，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。 　　三是对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的要求大幅提高。当前，拥有人工智能、机器学习、数据科学等技能的人才在职场上备受青睐。然而，人工智能仍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，还不具备自我意识，只能执行既定程序完成工作任务。因此，未来需要大量的创新人才。2019年，世界银行发布《世界发展报告：工作性质的变革》，指出高级认知技能（如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）、社会行为技能（如团队工作能力）以及能够预测、适应能力的技能组合（如推理能力、自我效能）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。这些技能既是人类独有的能力，也是从事更有价值工作的人力资本。 　　有鉴于此，我们应坚持人类掌控人工智能的原则，加快制定有前瞻性的政策法规，科学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，努力打造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就业发展的双赢格局。 　　第一，利用人工智能促进体面劳动。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本身不是目标，而是提高生产力、拓展人类能力、增进人类福祉的工具和手段。因此，我们应利用人工智能促进体面劳动，确保所有劳动者在自由、公正、安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工作。首先，发挥人工智能优势，替代人类从事简单重复、繁重危险甚至异化的谋生劳动，让人类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富有创意、注重人文关怀的劳动。其次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改善工作条件，如辅助劳动管理、识别高危产业。再次，通过人机协作减少工作压力和潜在的职业伤害。 　　第二，加快培养人工智能高端人才。在人工智能时代，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，人才是支撑，人工智能教育是关键。首先，做好人工智能高等教育，加速培养人工智能高端人才。当前，高端人才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和竞争的焦点。高等院校应尽快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学科布局，探索深度融合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新模式。同时，构建基础理论人才与“人工智能+X”复合型人才并重的培养体系，推进产学研合作的新培养模式。其次，开展人工智能基础教育，培养智能时代创新人才。国家应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不同阶段的人工智能教育整体解决方案，并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，逐步推广编程教育。再次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，创新教育方式。构建包含智能学习、交互式学习的新型教育体系，推动教育终身化、公平化、个性化。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环境，促使学校职责由知识教育转变为智慧教育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、合作精神等。 　　第三，提升劳动者科技应用水平和就业能力。目前，劳动者技能水平和岗位需求不匹配的就业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。因此，应面向城乡各类劳动者大规模开展终身职业技能培训，建设知识型、技能型、创新型劳动者队伍。通过培训促进新工作技能的提升与迁移，满足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高技能、高质量就业岗位需要。 　　第四，探索建立全民劳动保障制度。随着新就业形态的发展，大量非标准劳动关系迅速增加，而现行劳动保障制度是以标准劳动关系为基础设计的，在保障平台化就业人员劳动权益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缺位问题。因此，建议国家逐步探索建立全民劳动保障制度，为所有劳动者制定劳动保障底线，推动新就业形态在扩大就业的同时实现高质量就业。 　　（作者：吕茵   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系主任、副教授）